什么是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理论

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理论是克鲁格曼提出的标准目标区理论模型，该理论假定汇率依赖于现行基本因素和未来汇率的预期值，同时，克鲁格曼模型有两个关键假设，一是汇率目标区是完全可靠的，其上下限能永远保持不变；二是目标区仅由“边际”干预防卫，即只有当汇率运行到上下限时，货币当局才出手干预，而在目标区内，没有干预发生。

汇率目标区理论揭示了在目标区管理体制下汇率同基本经济变量的动态关系，其基本指导思想是用在世界贸易中占最大比重的工业国家的货币来建立一个汇率目标区，在这个“区”内有一个中心汇率，并在中心汇率附近确定一个汇率波动的范围，实际汇率对中心汇率的偏离幅度要确定下来，力求汇率的变动不超过这个区域。



请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与改革

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是本次汇率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其他中间类型的汇率制度具有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不能够成为本次汇率改革选取的目标。汇率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浮动汇率制度。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1999），各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可分为8类（见表1）。本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第三类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实行的汇率制度同时兼顾了第三类和第七类的特点。

一、 对现行汇率制度的认识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较之于原先的汇率制度，从形式上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二是选取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方式取代原来单一盯住美元的调整方式；三是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原来的固化的汇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与管理浮动制度的优点，又摈弃了两种汇率制度的缺点，从理论上讲是人民币走向区域货币道路上的最佳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如理论设想那样完美，还有待检验。

1． 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方式优于单一盯住方式。

（1）从贸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国虽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但也仅占1/6，比日本和欧盟都略低一些，中国和亚洲的贸易则占57%。因此，应该参照所有主要贸易国的一篮子货币，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参照一篮子货币，会鼓励人们减少用美元结算，长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国际贸易的结算单位与货币。

（2）从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考虑，中国应选择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的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参照的对象。单一的盯住美元，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和政策倾向有很大的差别，单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冲击。近年来，我国和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几乎相当，欧盟和日本的对华投资也不逊于美国。因此，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对象更适应我国的对外经贸往来。

（3）从满足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是：稳定出口国际竞争力与进口成本。参照一篮子货币制度的突出优点是稳定人民币的名义贸易加权汇率（如果权数按照贸易比重在各货币之间分配）。如果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差异，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也保障了真实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

2． 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原先的固定汇率制度。

（1）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某些优点，又能使汇率保持一定的弹性。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一方面，汇率随着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而调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对汇率进行较多的干预和管理，从而能够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本国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2）从我国的国情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优势：

①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或紧缩经济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和实践效果的挑战，但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前瞻性的微调而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目前在发达国家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而恰当的利用货币政策对我国这种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②调整国际收支的灵活性。这种价格的调整可以减轻国际不利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③阻止投机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货币投机冲击对资本开放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一教训对我国在未来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过程中相当重要。

3． 现行汇率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意味着人民币将逐步不再直接与美元挂钩，由于我们参照的货币实行的均是浮动汇率制度，结果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变动频率与幅度都增加，这会给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汇率风险。

（2）对于人民币汇率三项政策目标金融安全、出口竞争力和内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项都难以完全顾及。而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我国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发育还不完善等现实，又要求目前的汇率政策必须有所侧重。

（3）不能充分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由于货币当局对汇率进行管理浮动，汇率变化的幅度被限制，汇率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因而难以有效调节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还有可能引发操纵汇率之嫌，容易导致贸易争端。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币具有区域货币功能后就应该再次调整。

二、 对汇率目标区制度的认识

在本次汇率改革前，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类的货币制度特征的汇率目标区制度作为改革的选择目标。从实践看，这种方案没有得到认可。原因在于：

1． 从理论上看。首先提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弗来明认为一国也许会希望将其货币的汇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标区”内，如果实际汇率的波动超出了这个目标区，该国就应调整政策使汇率向目标区内移动。后来，克鲁格曼进一步将汇率目标区模式化，提出了汇率目标区模型，威廉姆森进一步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理论，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将这一思想近年来的发展称之为BBC规则。为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货币当局要设立一个基础均衡汇率以便同国内经济、国际收支的长期趋势相适应，并且围绕这一可调整的均衡汇率设定较宽波幅，达到一方面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一方面使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之目的。但基础均衡汇率计算很困难，而如果不能计算出合理的基础均衡汇率，目标区汇率的合理性将在根本上受到动摇。此外，汇率目标区体系应包括哪些货币，其宽度和调整频率应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好解决，或确立起来具有很大随机性。

2． 从我国实际看。汇率目标区制度在我国实行有三大难题。

（1）汇率目标区制度下的中心汇率难以确定。

（2）资本流动性和投机冲击难以抵挡。

（3）我国不满足实施汇率目标区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条件是：不同国家的目标值一致；竞争力水平的目标值必须与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相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3． 从实践效果看。已经崩溃的全球性的汇率目标区—布林顿森林体系和目前正在运行的区域性汇率目标区—欧洲货币体系下的欧洲汇率机制是最著名的实践。从实践的效果看，布林顿森林体系无以为继，最终崩溃。欧洲汇率机制运行中也是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组成汇率目标区，其运行的制度环境与调节机制是无法与欧洲汇率机制相提并论的。

因此，本文认为，类似于汇率目标区制度的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是难以实行的，它既不会成为当今的选择，也不会成为汇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选择。

三、 对单独浮动汇率制度的认识

1． 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制度优点，主要体现在：

一是均衡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因而不会出现外汇的超额供给有超额需求的问题，外汇资金的利用服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理，从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汇率决定于市场的供求，资本的流出入只会引起汇率水平的升降，而不会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政策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汇率水平的升降能够自动的调节国际收支使之达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减少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频繁干预。三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变动呈连续、轻微的态势，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狭小，使投机行为相对减弱。

2．我国还缺乏将单独浮动制度理论上的优点转化为现实中的优点的实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将继续进行，人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就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国际间竞争的加剧，对我国经常项目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上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资本的流动性将随之增强，其结果对我国的货币供需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也具有高度的易变性。如果贸然采取一步到位的汇改策略，走上浮动汇率的道路，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3． 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问题就是存在着汇率的过度波动或汇率的易变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并且使经济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增强。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之所以出现不稳定。主要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由于人们对货币供给、实际收入的预期决定着当前的汇率，如果人们的预期是不稳定的，汇率就会表现出易变性，且汇率波动的幅度会大大超过货币供给和实际收入的波动幅度。依据该理论，如果人们的预期是稳定的，汇率就应当是稳定的；而事实上则是，在大多数预期稳定或预期较大稳定的情况下，汇率仍然是易变的。因此，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较强的国家，或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较深，需要充分利用汇率机制调节作用的国家，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汇率制度。

保罗·克鲁格曼一共创作过几个理论？谢谢

克鲁格曼在上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以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克鲁格曼认为，在导致国际分工的各种力量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技术革新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因此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需要重新估价。国际贸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较昂贵的商品。因此，对外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完全可以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创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模型，为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支撑的，但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实践并不能充分地支持这一论断。克鲁格曼在上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以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另外，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随机性的“初始资源分配”，初始的优势因历史演化的“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产业的地理聚合具有“历史惯性或依赖性”。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整合，通过简略的数理模型论证了产业集聚的根源。

经济地理学与国际贸易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键性的问题涉及到个人和企业在不同地理景观中的迁移流动，城市集聚如何兴起，以及这些城市本身如何在空间层面得到组织（城市经济学）。人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规模经济对于经济活动的区位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把规模经济融入区位和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由此对早期研究者的言语分析赋予了精确性，并且开阔了新视野。在随后的研究中（如今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者们利用这些新工具，与那些对此领域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共同付出努力。有若干位研究者参与了这些开发工作，但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由保罗·克鲁格曼作出的。

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和地理学领域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和专题论文，从而作出许多初始性贡献。克鲁格曼的第一篇论文是有关贸易理论的（《递增收益、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随后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另外一篇富有影响的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1980）扩展了他的初始性分析。克鲁格曼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PE）上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学》一文被看作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起点。

事实上，新经济地理学所播撒的种子，可以在他1979年的那篇论文中得到发现，该文的最后一部分指出，迁移的模式可以在新贸易理论的同一框架内予以分析。虽然该文对贸易文献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有关迁移与集聚的论述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才对地理学文献产生了一点影响。

运输成本与贸易：本国市场的效应

贸易增长背后的重要力量一直是运输成本的减少。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样的成本在大多数贸易模型中都是明显缺失的。在另一项基础性贡献中（即198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一文），通过引入运输成本，克鲁格曼扩展了他1979年开发的模型。

为了分析上的简便，这些成本被假定为与运输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商品数量呈特定的比例关系（有时这些成本被称为“冰山成本”，意思是一部分商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融化掉了）。这使得他能够把分析的精确性与本国市场效应协同一致。

本国市场效应的直觉是简单的，伴随着递增收益和运输成本，存在着把某一商品的生产集中靠近其最大市场的激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贸易模式来说，偏好是起作用的，这是由林德尔早先所提出的一个观点（《贸易与转型》，1961年）。那些倾向于出口商品的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

新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克鲁格曼1979年和1980年的那两篇论文，展示了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之假定基础之上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解释在数据中可观察到的重要贸易模式。这些新要素与传统的要素比例机制相互作用的方式，仍然是可以进行分析的。产业之间贸易和差异化产品（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基础之上）中的产业内贸易的整合模型（建立在技术差距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比例差异的基础之上），是由兰卡斯特（《完全垄断竞争下的产业内贸易》，1980）、迪克西特和诺曼（《国际贸易理论：一种双重一般均衡方法》，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和克鲁格曼（《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与来自贸易的收益》，JPE1981年）所提供的。

新贸易理论与旧贸易理论的融合尤其重要，因为它导向有关贸易模式的跨国差异的可检验预测。它形成了有关双边贸易流动的广泛经验性研究的基础，由此使得研究者们得以评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性。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最重要变化是贸易重要性的稳步上升，尤其是在处理市场控制能力、超额回报率以及创新和技术变革等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不慎重地考虑贸易政策。克鲁格曼尤其强调的是，必须关注贸易特征的变化。在导致国际分工的各种力量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许多产业中，竞争优势好像既不是由一国潜在的贸易特征决定的，也不是由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势决定的，而是由企业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和经验决定的。技术革新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因此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需要重新估价。

国际贸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较昂贵的商品。因此，对外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完全可以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人们对市场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国际经济的现实状况，然而极端的自由贸易观点同样是有缺陷的。

对于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提出了两种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方法，其一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其二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得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正效应。在经济学中，“租”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某个产业所获得的高于其他部门相同熟练程度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

新的贸易分析还认为，一国各产业之间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劳动等资源而竞争，同时也与外国企业争夺市场，这意味着对国内某一部门的扶持或保护，将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同时新的观点提出了战略性部门存在的可能。这是由于当今规模经济、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租”越来越不可能因为竞争而消失。在有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在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的收益。克鲁格曼特别提到，确认战略部门的标准之一，是看这一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的回报率是否特别高。

如果在某些部门中有重要的“租”存在，则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让该国在产生“租”的产业部门获得更大份额来增加国民收入。主要的贸易部门就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比如说，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峭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

克鲁格曼的其他理论贡献

克鲁格曼在其他研究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贸易理论中，他还分析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引入某些贸易障碍来影响其贸易条件的激励方式。

克鲁格曼还在国际货币经济学的分析方面作出了贡献，他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国际收支危机的一个模型》中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设立了货币危机研究的新标准。在此他假定，某一政府试图维持固定汇率，而不论某些基础性的不平衡（比如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该国长期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这样一种“盯住的汇率”在长时期中无法保持。通过大量买入和卖出货币，该国政府在短期内可以维持固定的汇率。

克鲁格曼分析认为，该国政府的货币储备未来将耗竭，这种预期会引发理性投资者对于该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克鲁格曼的简略模型捕获了货币危机的根本性机制，这种研究方式激发了该领域后来的大量研究工作。

保罗·克鲁格曼是当今国际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系列著述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0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共同策划出版了由海闻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学译丛》一套5册。该丛书主要涉及了有关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汇率波动与汇率政策、地理与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克鲁格曼对“流行国际主义”的批判等内容。

克鲁格曼指出，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怀疑经济理论的实际作用，然而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于学术界的理论文献和思想的影响。理论在日常的政策制定中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虽然政府的决策经常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经济理论对政策形成的实际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