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药税厘是什么

洋药税厘是指清政府对鸦片（鸦片输入中国，开始都称为药材）进口时的正税和厘金。税率为值百抽五。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清政府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对土药100斤征正税和附加税计110两（免内地厘金）、洋药100斤征40两（进口时输纳）并与英国订约。

在光绪十年，清政府又决定凡华商运烟，必须持有行票，每票限10斤，每斤捐银2钱，经过关卡，另纳税厘。其中，行店须有坐票，无论资本大小年捐20两，每年领换票一次，无票不可发售。



什么是厘金？

编辑本段厘金的起源

中国自清代至中华民国初年征收的一种商业税﹐因其初定税率为1厘(1%)﹐故名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 厘金创行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实即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在全国通行后，不仅课税对象广，税率也极不一致，且不限于百分之一。有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有部分货物实行人量抽厘。　 咸丰三年(1853)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其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同时，对米行商贾推行捐厘之法，向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镇米行，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四年三月起，此法推行到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捐厘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抽捐地区也渐次扩展到扬州和通州(今南通)两府所属各地。当年下半年，江南大营在镇江、丹阳等县相继设卡抽厘。截至同治元年(1862)除云南(同治十三年设)和黑龙江(光绪十一年设)外，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编辑本段作用

厘金制度出现之初，不但可以代替当时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使厘金局卡有随战区的变化“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因而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但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是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编辑本段厘金的种类

厘金最初一般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行厘一般是货物在起运地征收一次厘金后，在转运途中又重复征课，有所谓遇卡纳税及一起一验或两起两验的办法。有些省则在货物起运地及到达地各征一次。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如按商品分类，厘金以百货厘为主要部分，征课的范围很广，名目繁多。百货厘之外，还有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盐厘为盐课以外两征税，洋药厘是对外国进口鸦片征收关税以外的厘金征课；土药厘是对本国自产鸦片的课厘。据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69～1908)全国各省厘金收入分类计算，其中百货厘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茶税约为百分之一点八，盐厘约为百分之零点八，洋药厘约为百分之三点三，土药厘约为百分之二点一。

编辑本段厘金制度

捐厘推行之初，因议定用兵各省得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各省厘金制度“各自为政”。以至后人称厘金是无法度可守的税制，并成为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基础。

编辑本段产生的原因

厘金最初是一种临时筹款方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来看，它的产生又带有必然性。 第一，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需要加强对人民的盘剥。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已建都于南京，清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南京城外和扬州附近分别建立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长江南北驻军有几十万，军饷的需要十分迫切。前三年，已耗费饷银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两，此时户部结存正项支银仅二十二万七千余两。这就“不能不借资民办”，也就是创办新税，以供军需结存正项支银仅二十二万七千余两。这就“不能不借资民办”，也就是创办新税，以供军需 第二，旧税已一再增收，早已声名狼藉，创办新税急不可待。由于太平天国占领南方多省，于是“盐引停迟，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因军荒免缓征。”即入少出多，国库日形支绌。但就当时财政来源看：原作为财政补助的捐输，“一年所得，凡五百五十万两，为数不算太多；但以之供给当时财政的急需，却仍属少不济用，缓不应急。”而且为时太久，能捐钱买官的人不会十分积极，如威逼过甚，又恐发生变乱。所以，另辟财源，创办新税，是财政上的迫切需要。 第三，清代商品经济发展，为新税奠定了基础。此时，五口通商已过十年，本国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商业税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就有人请征商税，充实财政。道光二十三年，有人认为征商太轻，仅关有征而市无征，一般富商大贾拥资营利而不纳赋税，与农人比较起来，负担实在过于不均。于是，奏请征商税。可见，新的商税厘金的产生是清廷镇压革命的需要和此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编辑本段产生的过程

咸丰三年，清朝廷的副都御史雷以针 在扬州帮办军务。因为练勇需饷，奏请于里下河设局劝捐。后为长久之计，从幕客钱江的建议，试行捐厘之法，即厘金最初仅为一种变相的捐输。咸丰三年九月，先在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劝谕捐厘助饷，收入较大。于是，次年三月雷上奏，请准在江苏各府州县仿行劝办。在奏中说：“其无捐于民，有益于饷，并可经久而便民者，则莫如商贾捐厘一法。……略仿前总督林则徐一文愿之法。劝谕未行，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于民生毫无关碍而聚之则多。”他建议复将此法推之尚未实行之各州县，并各大行铺户。此议立即得到清王朝的批准，于是，厘金制度即由一个地方的筹饷办法渐变为全国性的筹饷办法。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捐款助饷又变为正式税收。

编辑本段厘金的征收

征收范围及种类

厘金就其课税品种的不同，可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类。其中以百货厘举办最早、范围最大，故所谓厘金，主要是指百货厘而言。百货厘的课税对象，多为日用必需品，一切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征之列。 百货厘金若以课税之地为标准，可分为三种：

(1)出产地厘金。即在出产地对所产物品所抽的厘金。出产地厘金有出产税、出户税、出山税、及各种土产税、落地税等名称。

(2)通过地厘金，是以货物由某地至某地之一次搬运行为作对象，课征于行商的通过税，又称为活厘或行厘。是厘金收入的主要部分。

(3)销售地厘金，是抽之于坐商的交易税。销售地厘金有坐厘、埠厘、门市厘、铺捐、日捐、落地厘等不同名称。

税率

厘金税率在开办之初为百分之一，以后逐渐提高，至光绪年间，多数省分的税率在百分之五以上。如：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为百分之十，已是较高的税率，而江苏负担更重，其一般货物所纳额均在百分之十以上。因为遇卡抽厘，如定率为百分之五，只要通过四卡，即为百分之二十。上面说的还只是法定的税率，“其额外征收，或且较此为多”。 清代厘金收入，光绪十三年为一千六百余万两。宣统三年为四千三百余万两(预算数)，为当年预算总收入二亿九千六百余万两的百分之十四，可见在清财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征收制度

各省征收厘金的制度有两种，一是官征，一是人包缴，前者为各省通行的办法，后者仅为部分出产较繁的省分采用。 官征制度是由各省官府设立局卡，按各省所定税率征税。 商人运货到卡，由船户或本人前往局卡报验，经查验后，核算收税，开票放行。 坐厘之官征，大都以各行店一月的营业额为课税根据，按所定税率征收。 包缴制度：即由同业商人或非同业人承总认定或承包诸业捐额，经理其事，负责缴纳。前者称为“认捐”，后者称为“包捐”认捐因经理人为同行之人，能维护本行商人的利益。对政府也有利，既无偷漏之虞，又可节省征收之费。

编辑本段厘金的弊害

厘金这一新税从创办开始就繁琐苛刻、弊百出，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反人民性。 首先，厘金课征苛重，危害国民。厘金的苛重，危害商民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它见货即征，不问巨细。征课异常广泛，“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以广西为例，征厘物品为二十九类，达一千九百四十二项，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负担厘金。总之，凡市上之物，无一不征。且卡局林立，一货数征。当时各省设卡局很多，湖北初办厘金时，设卡局至四百余处，以后逐渐裁减，至光绪三十一年还有局卡六十一处，分卡为数更多。以至“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户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更兼税吏敲诈勒索，营私舞弊，除公开课税，层层盘剥外，勒索的名目多达十余种。同时，局卡掊吏还营私舞弊。侵蚀税款，如以多报少，以贵报贱，匿报罚款等。在征得的厘金中，三分耗于隶仆，三分耗于官绅，其作四分除去正费、杂费外，国家所得无几。 厘金征收苛重，不仅增加了商人和消费者的负担，也严重地摧残了刚刚有所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外国商品侵入我国，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免纳厘金税特权的情况下，它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而有利于外国商品的侵入。 其次，税制杂乱，地方各自为政。厘金的征收，清廷中央没有制定统一的税则。由各省自定税则，任意征收。收入除以一定数额报效中央外，很大一部分由地方当局自由处置，表现出封建地方割据性。地方所得的厘金税收，不列作正式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地方官吏假公肥私，变相中饱。清代厘金各省自留部分的数额是很大的，宣统三年，中央在预算编制中对各省财政情况稍加核实，厘金预算数一跃而为四千三百多万两，骤比前一年增一倍，多一增长额只是各省自留厘金总额中一部分，但远不是全部。 再者，厘金主要用于镇压人民。厘金的反动性主要表现在被用于镇压人民、维持封建统治上面。厘金最初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又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同治十三年，厘金收入用作军费的占百分之七十三点七；光绪元年占百分之十七五点四；光绪十年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六。在军费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各省军费，主要用于防范和镇压人民起义，只有少数海防经费稍含国防意义。

编辑本段厘捐的名目及局卡

在同一地区不但捐局系统庞杂，而且厘捐名目繁多。以江北为例，抽捐机构有江北粮台、江南粮台、漕河总督和袁甲三军营四个系统。捐务名目各有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等，使得“弹丸一隅”之地，“此去彼来，商民几无所适从”。甚至江南、江北军营各自为了争夺饷源，还发生越境设卡抽厘的纠纷。

编辑本段相关机构

各省开办厘金之初，因为多由军营粮台、军需局、筹饷局等机构经理其事，后来才普遍设立专局总理厘务。各省总局名称不一，有捐厘局(淞沪)、厘捐局(金陵、天津)、牙厘局(苏州、浙江、安徽、江西、云南、湖北)、厘金盐茶局(湖南)、厘金局(广西、山东、甘肃、四川、贵州)、税厘局(福建)、厘税局(陕西、河南)、筹饷局(山西)。总局之下，设立各局卡。各通商要道设正局或正卡，经理抽厘。其下所属征收机关有分局分卡。广东主要抽厘机关不称局而称厂，厂之下有分厂分卡，相当于其他各省的分局分卡。稽查及缉私机关，有分巡、巡卡及巡船、炮船等，使各省厘厂局卡的分布遍地林立。如湖北省自咸丰五年(1855)以来，所役厘金局卡曾达四百八十余处；由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先前商人从事省际贸易贩运货物，从汉口到上海，只有武昌、九江、芜湖、江宁、镇江、上海六处常关征税，自厘金制度兴起后，由汉口至上海，据《申报》评论：“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当时统兵人员私设厘卡抽课，未经入奏者极多。 各省设立厘金局卡以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最多，估计总数当在三千处左右，光宣之际，全国局卡总数至少仍有二千二百三十六处左右。局卡既多，用人亦滥。厘局差事最优，据说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清末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厘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蚀朘削而得此巨款。 厘金税率、抽法及年收入 厘金税率，各省极不一致。厘金开办之初，如湖北按货值每千文抽收十二文，湖南每千文抽取二、三十文上下为率；上海则为每千文抽取三、四十文不等；抽收的办法，各省亦各有规则。时人揭露：“各省厘捐章程不一，大约厘之正耗，较常税加重。”例如安徽从咸丰三年起开办征收茶叶税厘助饷，税率从量计算，至同治六年(1867)茶税比原定税负增加二点七倍。厘捐如此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产发展。同时，“各省厘捐章程不一”便于对商民的勒索和榨取，使经手厘金的委员和吏役上下其手，“从中私饱”。 厘金每年收数，同治七年以前各省对户部照例“不造报销”。根据有关官书档案材料计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奉天十四省匣金岁入最低数，在同治三年以前每年当在一千三百六十万两上下，最高可达到一千九百八十三万左右。60年代初是厘金收入最旺的时期，比清朝政府原来岁入额数约高出三倍至四倍。这笔巨大的新税源填补了咸丰年间财政的匮乏。同治三年前后，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的厘金收入，几乎全部用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费用，特别是湘军和淮军的饷源，自始至终以搜刮厘金为基础。同治五年以后，各省厘金收入尽管开始日渐减少，但在各省厘金开支中用于军费部分仍占较大的比重。光绪二十九年(1903)各省厘金收入计银一千一百七十多万两，宣统三年(1911)达四千三百一十八万多两。 厘金创始之初，本是一种临时筹款方法，同治三年七、八月间，清廷臣工多有整顿备省厘金革除积弊的奏议，厘金曾经一度者裁而未果，使它取得经常正税的地位。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取消了厘金制度。

晚清财政对「鸦片税」的依赖，超过了10%

说一说晚清财政中的 “鸦片税” 。

1878年初，山西巡抚曾国荃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山西是一个耕地资源有限的省份，只有“地亩五十三万余顷”，即便全部种植粮食，也不够全山西一千多万人的口粮，每年都要从外省购入粮食。如今竟是“弃田之半以种罂粟”，半数以上的耕地，而且都是肥沃之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

①

此时的山西，正是晚清“丁戊奇荒”的重灾区。有统计称，1877年山西全省人口为1643.3万人，1883仅为1074.4万人，净减568.9万人②。 鸦片在山西及其邻近省份的大面积种植，是这场一般性饥荒演变为人间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的粮食不够吃，邻近省份也没有余粮可以卖给山西。

前任山西巡抚鲍源深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只字不提山西的鸦片种植问题，因为该问题是在他任内发生的。但曾国荃不同，他1876年秋才就任山西巡抚，山西搞成这种局面，与他没有关系。所以他敢在奏折里说出山西“弃田之半以种罂粟”的真相。

曾国荃

追溯起来，山西鸦片种植的被放开，大约始于 1859年 。这一年，清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也就是对本土所产鸦片征收厘税，这等于变相承认了鸦片种植的合法化。

政策上彻底松绑，鸦片种植面积在全国大爆发，则始于1874年。该年，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向朝廷提出了“种烟驰禁”的主张（此前已经驰禁，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大意是：英国人既不肯禁止鸦片的输入，为今之计，只有暂时放弃禁烟政策，允许本国民众种植鸦片，如此一来，不但可以从洋人手中争夺利润，还可以给朝廷“加赠税项”。而且，如今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各省已“多种罂粟”，已是禁不胜禁。与其现在禁烟便宜洋人，不如等国以后产鸦片将进口鸦片全赶了出去，再来推行禁烟政策。

③

就字面逻辑而言，这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主张似乎是成立的。但时任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对此却深感忧虑。他从伦敦连上了两道奏折，希望朝廷继续维持禁烟政策，而不是听任甚至鼓励本土鸦片的种植。郭在奏折里说：

“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省，都已把推广罂粟的种植，当成了官吏考核的优先项目。据我所知，种一亩罂粟，收入是种一亩粮食的数倍，还省劳动力。地方州县于是出台各种陋规，针对鸦片加收各种税目，往往是正常赋税的数倍。于是，种鸦片成了一种看起来对官府、对民众都有利的事情，不但四处蔓延不可遏制，种罂粟的民众也纷纷成了瘾君子。久而久之，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越来越少，民间无粮，国库也无粮。如此这般，国家岂能自存？”④

简言之就是， 郭非常担忧地方官府会在鸦片种植一事上扮演极其贪婪的角色，鼓励乃至逼迫百姓种鸦片来扩大税源，会变成他们的第一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

郭嵩焘

郭的忧虑非常“精准”，有实力的地方督抚几乎无人支持他的主张。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明言，郭嵩焘的主张万万不可施行，理由是：“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⑤——以广东来说，每年来自鸦片的“洋药税厘”，有一百多万两白银，很多地方都仰仗这笔钱运转。禁烟，就意味着这项收入不合法了，那这一百多万两白银的收入，要到哪里去找补？

刘坤一还说，若“据实直陈，必触忌讳”，把这种盘算直接拿到朝堂上去说，肯定是不行，道德立场站不住；所以“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最好是不回应郭嵩焘的的奏折，朝廷对鸦片税的重要性心知肚明，也会有默契，不会追着各省督抚让他们来讨论郭嵩焘的奏折。

刘坤一

于是，传教士哈德逊·泰罗(Revd J.Hudson Taylor)就观察到了这样一番时代变化：

“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⑥

那么，清廷对“鸦片税”的依赖究竟有多重？

据周育民对清廷财政收入、海关收入、鸦片税收入的统计比对，1887-1894年这段时期：

“经由海关经征的鸦片税收入占到海关税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而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到10%。内地土药厘金的收入也为数不少，同治年间不过数万两，而到甲午战前已达到五六十万两。没有鸦片税收入，清朝财政就无法正常运行。” ⑦

须注意的是，此处统计中的“五六十万两”土药厘金，所指仅是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向土药即本土鸦片征税之所得，往往是中央所得的十倍乃至更高。

也就是说， 中央加上地方，“鸦片税”在晚清财政中所占的比例，肯定远远超过了10%。

晚清人何启与胡礼垣，在1901年前后，也提供过一项统计，可供参考：

“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⑧

意思是：国产鸦片每年可提供厘税2000多万两白银，进口鸦片每年可提供厘税600万两白银。这其中还不包括地方州县的苛捐杂税。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依赖这笔钱运作，所以无人愿意主张禁烟。

何启

1901年之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是1亿两有余；1905年不超过1.5亿两；1907增至2.42亿两有余。“土洋药税厘”的收入总数，1905约为2300万两；1906年约为2400万两；1907年约为2000万两。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长期维持在10%以上这样一个比例。

让人戒掉鸦片是极为困难的；让清廷戒掉“鸦片税”，同样极为困难。 “清末新政”期间，朝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导致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怨言极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上奏说，自禁烟之后，山西再无国产鸦片的厘金税赋可以征收，省财政迅速入不敷出，新政也因为没钱已经办不下去了：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 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 ，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 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 。” ⑨

诉苦者显然已经忘了二十年前“丁戊奇荒”的惨痛教训。

底层鸦片吸食者，William Saunders拍摄于1870年代

注释

①《曾国荃集》（一），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58-259页。

②李玉文编著：《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1840-1948）》，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③《李鸿章全集6·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④《郭嵩焘全集》（四），岳麓书社2018年，第809页。

⑤《刘坤一集》第四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352页。

⑥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7页。

⑦周育民：《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 科学版)2000第4期。

⑧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去毒篇辩》。转引自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4-335页。

⑨（台湾）《中硏院近史所集刊》第45卷，2004年，第94页。

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关税之数

“厘”即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　 咸丰三年(1853)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其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同时，对米行商贾推行捐厘之法，向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镇米行，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四年三月起，此法推行到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捐厘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抽捐地区也渐次扩展到扬州和通州(今南通)两府所属各地。当年下半年，江南大营在镇江、丹阳等县相继设卡抽厘。截至同治元年(1862)除云南(同治十三年设)和黑龙江(光绪十一年设)外，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厘金最初一般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行厘一般是货物在起运地征收一次厘金后，在转运途中又重复征课，有所谓遇卡纳税及一起一验或两起两验的办法。有些省则在货物起运地及到达地各征一次。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如按商品分类，厘金以百货厘为主要部分，征课的范围很广，名目繁多。百货厘之外，还有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盐厘为盐课以外两征税，洋药厘是对外国进口鸦片征收关税以外的厘金征课；土药厘是对本国自产鸦片的课厘。 捐厘推行之初，因议定用兵各省得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各省厘金制度“各自为政”。以至后人称厘金是无法度可守的税制，并成为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基础。在同一地区不但捐局系统庞杂，而且厘捐名目繁多。各省开办厘金之初，因为多由军营粮台、军需局、筹饷局等机构经理其事，后来才普遍设立专局总理厘务。各省总局名称不一，有捐厘局(淞沪)、厘捐局(金陵、天津)、牙厘局(苏州、浙江、安徽、江西、云南、湖北)、厘金盐茶局(湖南)、厘金局(广西、山东、甘肃、四川、贵州)、税厘局(福建)、厘税局(陕西、河南)、筹饷局(山西)。总局之下，设立各局卡。各通商要道设正局或正卡，经理抽厘。其下所属征收机关有分局分卡。广东主要抽厘机关不称局而称厂，厂之下有分厂分卡，相当于其他各省的分局分卡。稽查及缉私机关，有分巡、巡卡及巡船、炮船等，使各省厘厂局卡的分布遍地林立。厘捐如此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产发展。同时，“各省厘捐章程不一”便于对商民的勒索和榨取，使经手厘金的委员和吏役上下其手，“从中私饱”。各省设立厘金局卡以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最多，估计总数当在三千处左右，光宣之际，全国局卡总数至少仍有二千二百三十六处左右。局卡既多，用人亦滥。厘局差事最优，据说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清末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厘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蚀朘削而得此巨款。如湖北省自咸丰五年(1855)以来，所役厘金局卡曾达四百八十余处；由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先前商人从事省际贸易贩运货物，从汉口到上海，只有武昌、九江、芜湖、江宁、镇江、上海六处常关征税，自厘金制度兴起后，由汉口至上海，据《申报》评论：“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当时统兵人员私设厘卡抽课，未经入奏者极多。以上就是“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的来历。